外资乳企在华密集布局牧场 大豆业危机或再上演

　　外资乳企在华牧场业务的密集布局,正引发国内一些乳品专家的警惕和担忧。

　　日前,雅培公司与恒天然集团联合对外宣布称,双方已签署协议计划在中国共同投资兴建一个奶牛养殖基地,根据双方的计划,恒天然和雅培将共同投资3亿美元(3.42亿新西兰元或18亿元人民币)建设包括五家牧场的奶牛养殖基地,泌乳牛存栏数超过16000头,年产量可达1.6亿公升牛奶。

　　一旦通过审批,预计该养殖基地的首家牧场将于2017年上半年建成投产,其他牧场将于2018年开始产奶。

　　事实上,在此之前雅培从未染指过中国的上游牧场业务。国内的乳业专家认为,中国的牧场业务正对外资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在于,一方面中国原奶市场缺口巨大,外资养牛将拥有广阔商业前景；另一方面在于,不同于奶粉业务,养牛目前是不用交税的。”广州乳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目前,拥有外方背景的牧场除恒天然与雅培外,还包括早年就在黑龙江双城市布局的雀巢公司、2013年与现代牧业联手的外资PE巨头KKR基金、光明乳业刚刚定向增发引入的RRJ基金,刚刚踏足香港资本市场的中国圣牧的股东背景中也涉及多家外资背景。

　　“在新一轮上游牧场投资机会开启的同时,中国政府有必要控制潜在的风险,避免出现类似大豆产业的危机。”国内部分乳业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涌向上游的外资

　　公开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乳业市场的需求量增长了约6%～8%,而原料奶供应量仅增长约2%。2013年国内牛奶的需求量达到3531万吨,其中进口奶粉85万吨,填补了相当于700万吨原奶,约占20%的总需求。但随着未来中国市场需求量的不断上升,如果国内原奶一直供应不足,进口占比会不断上升。

　　这一趋势引发了一些官方背景人士的警觉。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毓君在此前对媒体表示,粮食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重要,奶业安全也是粮食安全的一部分。如果放弃了自有奶源的建设,完全依靠进口,那么我国奶业将很可能会沦为第二个大豆产业——不仅彻底丧失作为原料的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的国际定价权,更使我国乳品加工行业陷入被动发展的局面。

　　由此,在近期工信部、食药监局等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奶源自建自控被重点提及。一位乳业专家认为,政策面的驱动促使大量资本开始涌入上游牧场投建。

　　恒天然显然很早就把握了进入的时机。2012年,时任恒天然中国区和印度区总裁的魏柯文就对媒体公开表示,恒天然计划于2020年前在中国建设30个自有牧场,完成在中国的乳业供应链整合。根据恒天然预测,2020年中国的乳制品消费量将达到700亿升,现在中国的产量只有350亿升,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提前捕捉到这一趋势的还包括雀巢。这家瑞士食品巨头决定于2012年开始进一步加码上游板块,雀巢前大中华区总裁狄可为在当时表示,雀巢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投资25亿元人民币在中国黑龙江省双城市建设一个奶源基地,这将是其在中国最大的奶源基地。

　　此后,随着国内政策面的不断明朗,外资以各种形式大举涌入上游牧场板块。2013年9月,外资PE巨头KKR基金、鼎晖投资与现代牧业在京宣布,三方将联手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于未来18个月内在中国合资建造两个大型乳业牧场,投资总额约1.4亿美元,拟建牧场位于山东省商河县,并已获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2014年2月,光明乳业子公司荷斯坦牧业在整合现有的全部奶牛场及其他牧场相关业务后以现金增资方式引入亚洲私募股权基金RRJ,后者出资15.25亿元人民币占股45%。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上海以外的自有奶源建设。

　　而在今年7月在香港完成IPO的中国圣牧股东中,不乏路易达孚、三井住友银行、Horley Investments等外资的身影。而中国圣牧募集的13亿港元则主要用于建设新牧场、收购奶牛和扩充液态奶生产设施等等。

　　契机还是危机？

　　自建自控国内牧场本是对过度依赖海外奶源的一种风险防御,但国内乳业专家认为,如果在本土牧场建设中,外资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那么等于依然没有摆脱潜在的粮食安全风险。

　　“外资可以通过资本入股的形式对中国的牧场资产施以影响,所以有必要对牧场业务中的外资比例加以限制。”王丁棉认为。

　　乳业营销专家、北京普天盛道董事长雷永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国内奶粉临近大豆的状态,奶粉中占比30%的乳清粉,占比40%~50%的脱脂乳粉,主要都是依靠进口,一旦在养牛这个环节有所闪失,乳业安全将变得非常危险。”

　　雷永军认为,恒天然在海外拥有丰富的牧场资源,却坚持在中国建设牧场,除了想要扩充海外牧场资源外,其还想通过在中国建设牧场了解中国市场的基础数据,进而起到对中国乳制品行业拥有较强的定价权。

　　目前,恒天然已经在河北地区和山西地区拥有两个养殖基地,且得到国内许多乳企的追捧。

　　王丁棉说,国内引入外资搞牧场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新西兰、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养殖方式与中国截然不同,前者由于地广人稀采用的都是散养的方式,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只有圈养的可能性,因此很难说外资对中国的牧场业务有多少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除财务投资的目的性以外,有专家认为,外资热衷于牧场业务的另一方面源自农村土地流转改革带来的商机,以便在未来成为“变相地主”。

　　目前,首例外资介入的土地流转发生在德国拜耳身上,后者与中信信托合作在安徽承包经营可流转土地5400亩,期限12年。